5年城市数据，为什么垃圾与GDP一起增长？

有人说，垃圾分类'逼疯'了上海（楼盘）人。 事实上，随着另外45个重点城市陆续出台政策，垃圾分类将从'上海卷'扩展到'全国卷'。

不禁会问，分类工作由点到面，为什么从这些城市下手？ 到2020年底，如果不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将会怎样？ 要解答这些问题，可以从国家生态环境部发布的《全国大、中城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年报》（下称《防治年报》）中寻找答案。

从2014年到2018年，《防治年报》已连续发布了5年，记录了全国200多个城市从2013年到2017年固体废物的情况（城市生活垃圾是四类固体废物之一）。 在梳理这些数据的过程中，我们还注意到了一个现象——城市越发达越光鲜，垃圾也越多。

01

填埋与焚烧

我们为什么急着垃圾分类？

《防治年报》展现了我国大、中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逐年递增的过程。

注：《防治年报》中每年向社会发布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信息的大、中城市数量并不完全一致。 2013年263个;2014年244个;2015年246个;2016年214个;2017年202个。 制图：城市进化论

就全国而言，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究竟产生了多少垃圾，并没有完整的统计数据。 不过，从《防治年报》来看，五年时间，公布数据的城市数量在减少，但公布出来的垃圾产量增加了25%。

'每人每天产生约1KG的生活垃圾，一个城市每天产生万吨级的垃圾'，当垃圾被扔进垃圾桶，我们想当然地认为，所有垃圾都得到了有效的处理，以为从此与这些废弃之物再无瓜葛。

然而，严酷的现实告诉所有人：并非如此。

填埋和焚烧，是全世界处理垃圾的主流方式。

每个城市边缘，都有一个叫做'垃圾填埋场'的地方，或者有很多个。 自2008年，摄影师王久良花了3年时间绕着北京（楼盘）五、六环走了一圈，锁定了400多个大大小小的垃圾填埋场，这些密密麻麻的小圆点，把北京团团围住。

“垃圾圍城”不是一個聳人聽聞的概念，也不是北京才面臨的現實難題。國家住建部此前的一項調查數據表明，中國600多座城市，三分之二以上的城市被垃圾包圍，城市生活垃圾堆存量已超過80億噸。

因爲成本低、又能大量消納生活垃圾，填埋處理的方式在國内被廣泛應用。

然而，無論是日處理生活垃圾約9000噸左右的廣州（樓盤）興豐垃圾填埋場，還是日處理能力10000噸級的西安（樓盤）江村溝生活垃圾填埋場，今明兩年都将達到填滿封場的飽和狀态。同樣來自住建部的數據：四分之一的城市已沒有合适場所堆放垃圾。

焚燒被認爲是解決“垃圾圍城”的一道曙光。“完全符合排放标準的幹幹淨淨的焚燒，在垃圾安全和減量化方面是最徹底的。”E20研究院執行院長薛濤認爲，“垃圾焚燒是解決垃圾圍城的骨幹力量”。

但就各地情況而言，“幹幹淨淨”很難普遍做到，垃圾焚燒和中國其他環保領域一樣，同樣存在類似問題。

譬如焚燒廠的滲濾液處理占比很高，濕垃圾不但影響發電效率也給尾氣處理帶來壓力；譬如垃圾含有某些金屬，焚燒具有很高的毒性，産生二次環境危害；譬如應該進入碳的生态循環的濕垃圾也被一把火燒掉，土地不停地向人類供應碳産品，而碳卻并不能循環回土裏，而是變成了空氣中的二氧化碳……

垃圾太多，無處可埋，也侵蝕着我們生存的空間；垃圾太雜，焚燒有害，也并不符合綠色循環的理念。

開辟新的填埋場，建造更大的焚燒爐，都不是城市突圍垃圾困局的思路。在這樣的背景下，垃圾分類呼之欲出。

奔着“減量化、資源化、無害化”的目标而去，從保障城市安全的基本要求升級到更生态的方向，在源頭分類、資源回收、垃圾減量之後，再進行焚燒或填埋——是這次遍及全國的“全民垃圾分類運動”希望勾勒的藍圖。

02

深圳與重慶

爲什麽垃圾與GDP一起增長？

前面說了，城市越發達越光鮮，垃圾也越多。

在梳理《防治年報》的過程中，我們發現，全國城市生活垃圾産生量最大的十座城市裏，北上廣深四座一線城市均在其列，剩下的名額也主要被副省級城市占據。

從2013年至2017年，北京、上海一直穩居城市生活垃圾産生量數一數二的位置。這五年，兩座城市的常住人口數量變化不大的前提下，北京GDP增長了43.59%，垃圾産生量增加了34.26%；上海GDP增長了39.49%，垃圾産生量增加了22.21%。

2013-2017年生活垃圾生産量排名前十的城市 制圖：城市進化論

以全國31個省（區、市）爲觀察範本，北京2017年的生活垃圾産量超過了25個省級行政單位——更具象來說，如果用載重5噸的大卡車來裝這900萬噸垃圾，兩輛一排，可以從雲南西雙版納排到哈爾濱（樓盤）。

進一步的，城叔進行了簡單的數據處理，希望解答大城市垃圾産量更大的原因。

城市生活垃圾産生量÷常住人口÷365天=每人每天産生的垃圾量，人均GDP÷365天=每人每天産生的GDP。将這兩項數據對比發現：每人每天産生的GDP越多，産生的生活垃圾也越多。其中，深圳（樓盤）和重慶（樓盤）的表現最具代表性。

以2013年爲例，每一天，每個深圳人能夠産生374元的“價值”，屬前十座城市的最高值，也能制造1.34千克的垃圾，也是最高值；每個重慶人雖然隻産生117元的“價值”，是最低值，但也隻制造0.42千克的垃圾，同樣是最低值。無論是“價值”還是“垃圾”，相比深圳，重慶都隻産生了約30%的體量。

從人均創造能力來看，城市的生活垃圾制造水平與經濟、社會發展水平高度相關，越發達的城市垃圾壓力自然也越大。

對此，薛濤分析，有兩方面的因素疊加導緻了這一現象。

一方面，越是發達的城市，垃圾制造量越多。“比如工作節奏緊張的一線城市，不但消費水平高，還越依賴快餐外賣。這全都是混合垃圾，社會發展節奏的變化，帶來了大量的垃圾增量。”薛濤說。

另一方面，則是少有人注意的廢品回收體系。随着經濟水平的提高，發達城市的居民更少參與拾荒匠等組成的廢品回收體系，這樣一來，被濕垃圾污染的垃圾混合影響了可回收物的清揀；而随着處理體量的增加，一些低價值的可回收物也被放棄，直接進入末端垃圾處理環節。薛濤解釋，“垃圾中循環因素的減少，也帶來了垃圾的增量。”

城市越來越發達，垃圾越來越多，分類越來越急迫。

梳理目前公布的信息，我們發現其實每座城市的分類标準不盡相同。

上海：幹垃圾、濕垃圾、有害垃圾、可回收物

北京：廚餘垃圾、有害垃圾、其它垃圾、可回收物

深圳：玻金塑紙、其他垃圾、有害垃圾、廢舊家具、廢舊織物、年花年桔、果蔬垃圾、綠化垃圾、餐廚垃圾

成都：可回收物、餐廚垃圾、有害垃圾、其他垃圾

但不管标準如何變，廚餘垃圾/餐廚垃圾/濕垃圾都有了單獨的垃圾桶。

在薛涛看来，从投放端就进行干湿分类，一来可以不让湿垃圾污染干垃圾，增加干垃圾的循环指数;二来对湿垃圾的额外处理，可以产生额外的生态价值——沼渣的循环利用，实现一部分碳归于土地的生态循环。

推动干、湿垃圾的分离，正是这波城市垃圾分类的重要价值之一。 毕竟可回收的回收了，有害的无害化处理了，湿垃圾进入生态循环了，剩下的干垃圾，无论是焚烧还是填埋，带给城市的压力都小了许多。